上周回家，翻翻书架，那些都是我的老相好啊，拿出伯克的《法国革命史》，企图能“狗尾续貂”，年纪大了两岁是不是理解力也相应增长，但是翻完序言，正文三页就看不下去了，这种难懂不是这本书晦涩，而是另一种，复句太长，理不清主谓宾，他妈的，我终于认识到有些书买来本来就是不为了看的，你丫就给我躺在书架上吧。

后来翻出聊斋，津津有味的看起来了。

今年暑假也给自己定个书单，其中康德的著作可以斟酌，其他的只要能买到就一定要读完。

很奇怪，现在怎么看小说的心情都没有了，难不成年纪大了？可是，这不是年纪大的人才看的么？

准备再啃边沁的《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左传》也看完隐公十年，同时偶尔翻下《诗经》，杨绛散文读了一半，前几年囫囵吞枣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争取再囫囵吞枣一遍，然后还有在书架躺着的索福克勒斯的戏剧，做读书笔记还要做心得！

读书！

对了，还有一篇《为字解》完成了一小半，等工作忙完去把它补完。

在原始社会，一个部落往往拥有两个首领，军事首领同时兼任行政首领，负责处理部落日常事务和战争，其次就是巫师，由于原始社会的认识限制，在一定情况下巫师拥有比军事首领更强大的力量，因为巫师负责的是代替整个部落和未知力量进行沟通，而原始人民相信一种一定存在一种未知力量主宰他们的生活以及战争，军事首领所执行的正是那未知力量所授予的指令，解读这种指令通常是由巫师来进行的–一种强大的解释权，可以说，巫师是最早专门从事“脑力劳动”的人，所以，知识分子如果要像木匠那样一定要寻找一个自己的祖师爷，无疑就是巫师萨满。

但是担任这种脑力劳动的巫师萨满却常常伴随着危险，因为一旦天降大灾抑或部落战败，那巫师随时有可能被部落烧死来送他去和未知力量直接沟通，从这个程度来讲，巫师所享有的荣光和他要担负的责任是成正比的，否则就将要被烧死。

可以说巫师身上有着一种天然的责任，因为履行责任，他也天然拥有一种荣光。这种传统后来被知识分子所传承，但是并不是所有知识分子都如此，很多的知识分子，他们享受着知识分子的荣光，却逃避了他们的责任—不管这种逃避是主观抑或非主观的，毕竟他们不用像被巫师那样被烧死—-这应当就是班达所说的“知识分子的背叛”。

最近在读谢泳的《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第十一节：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时代困惑。

这一节当中说了一个很多人都感到疑惑的问题，七十年代初，一批早年在西南联大毕业后留美或者留欧的世界著名华人知识分子受邀访国，在访问后写的游记中无一不表达了对共党统治下的中国的称赞之情，可以肯定的是那称赞之情是极富真诚的，这正是让人感到困惑的，历史证明，那正是中国最糟糕的年代，甚至比抗战也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要说共党对他们进行了统战工作，一方面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另一方面，聪明睿智如他们不可能看不出那些作假的把戏，到底是什么样猪油蒙住了他们的眼睛，实在是不得而知。

谢泳在书中给出了他的答案，他认为：家国情感超越事实判断，统一意念妨碍知识分析，信息阻塞导致背离常识，轻信国家强大产生民族幻想。这绝不是个例，而是西南联大知识分子当时的基本思想状况—又何止是西南联大群体呢？有这样先入为主的观念，他们对事实的判断，“可能会不如一个家庭妇女”。

这就是我上面所说的，不自觉的逃避责任，因为他们的逃避责任，使得在国内呐喊的人们在世界上更加孤立，这真是可耻！

中国还有没有不受家国观念影响的知识分子？现在我只看到徐志摩是这样的，此外仿佛没有一人。

看到溥仪提到梁漱溟的父亲梁济的一段文字：

“著名的绰号梁疯子的梁巨川，不惜投到北京积水潭的水坑里，用一条性命和泡过水的“遗折”，换来一个贞端的谥法。后来深受要谥法的太多了，未免有损小朝廷的尊严，所以规定三品京堂一下的不予赐谥，以为限制。”

梁济泉下有知，抑或梁氏后人见了这一段话，不知是什么感觉，我想大概就跟吃了苍蝇屎一般吧。

同样命运的还有胡适，溥仪回忆时，说：

“类似的举动（如讨谥号）也发生在当时一位所谓新文士、洋博士的身上。我十五岁时由于听庄士敦师傅的介绍，知道了有位提倡白话文的胡适博士……我因此动了瞧一瞧这个新人物的念头。老实说，这和我挨个儿传见太医时的心理一样，不过是好奇而已。有一天，在我这好奇心发作之下，打了个电话给他，没想到一叫他就来了。……我从胡适给庄士敦写的一封信上发现，原来洋博士也有那种遗老似的心理……”

胡适的父亲是胡铁花，也算清朝的封疆之吏，胡适有遗老的心理，或者确有其事，但溥仪的行文中到真有瞧不上的意思，殊不知胡博士来看十五岁的宣统皇帝，也不过是来看一件古董罢了，这我也是从溥仪是举例的那封信当中看出的。但胡适没吃羊肉倒惹来一身甚至是一生膻味，不可谓不值当呢，不管溥仪的自传是在什么环境下写的。

后来由于冯玉祥将溥仪赶出了宫，胡适还为维护溥仪和新人士大吵了一架，不知皇帝知不知道这件事。

孔教肇始于1897年，其始作俑者便是戊戌变法的主将康有为。
正如许景澄曾告诫其门生陆徵祥的一样，康有为也开始对中国的宗教问题进行了思考。
1897年3月7日，康有为与一些容道发起并组织了“以尊孔教救中国为宗旨的圣学会”，在谈到该会的缘起时，康有为曾自述道：
近善堂林立广为施济，盖真行孔子之仁道者惟未正一尊专崇孔子之学，遂若善堂仅为庶人工商而设，而深山愚氓几徒知关帝文昌而忘其有孔子，士大夫亦寡有过问者，外国自传其教，遍满地球，近且深入中土。顷梧州通商，教士云集，皆独尊耶稣之故，而吾乃不知独尊孔子以广圣教……此士大夫之过也。①
再综观康有为为孔教制定的具体活动来看，如“每逢庚子日大会，会中士大夫衿带陈经行礼，诵经一章，以昭尊敬”②这竟是在细节上模仿基督教的礼拜仪式，这种细节正是康有为试图将儒家伦理由世俗道德变成类基督教的宗教道德的努力。
直到戊戌变法，康有为将这种尝试作为了变法的一项举措。他在给光绪皇帝的上书中正式提出“尊孔圣为国教”，其具体步骤除了在细节上模仿基督教之外，更着重于孔教本身的制度建设设想，“如孔教会的各级主持人实行“公举”，与王权无涉，乡一级的“讲生”与“讲师”、县一级的“大讲师”、府一级的“宗师”以及省一级的“大宗师”，都是实行递次选举；而最高一级的“祭酒教师”，也是由“各省大宗师公举”，皇帝所能做的只是在公举的基础上任命“教部尚书”。另外一个举措更具实质性，即是改皇帝纪元为教主纪元，实际上是将教主的权威凌驾于皇帝之上。”③这种状态十分类似于宗教改革前的欧洲，但与当时欧洲不同的是康有为还是追求“政教分途”的，因为康氏的崇教终究是维新变法的一项举措，正如当时一些顽固派士大夫所认为的，康有为“明似推崇孔教实则自申其改制之义”④
然而康有为终不能使本为世俗道德的儒家伦理成为类似基督教的宗教道德，因为儒家伦理与宗教道德实在缺乏内在联系，内倾性的世俗道德的儒家伦理无法演变成外倾性的宗教道德，像大多数的宣传家一样，康有为大量回答了使孔教成为国教的必要性，而不回答儒家伦理成为宗教道德的可能性，同时在宗教的学理性基础又做不出解决，而没有学理性基础的宗教就算有再多的宗教仪式，无疑仍然是脆弱且容易招致攻击的。
其实孔教在创建伊始便招致了众多的批评，其中不乏维新派中人。
维新人士黄遵宪就曾批评康有为：
（康氏）不知崇教之说，久成糟粕，近日欧洲……抑教最力……居今日而袭人之唾余，以张吾教，此实误矣。⑤
甚至梁启超对于老师的主张也未敢苟同：
至先生谓各国皆以保教，而教强国强。以弟子观之，则正相反。……今欧洲之言保教者，皆下愚之人耳，或凭借教令为衣食耳。⑥
维新派人士的部分离心使康有为的呐喊少了许多份量。
其时又正值西方科学思想的引进，尤其是严复翻译《天演论》而使进化论与康有为的孔教论成为19世纪末中国思想界最具市场的两大思潮，虽然两种学说都为维新提供理论工具，但两者之间，一则是托古改制，一则是径袭西学，在学理上两者具有内在的冲突，形如水火。
而事实上，在甲午战争与辛亥革命之间的十几年里，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已经开始受到以进化论为主流的西方的挑战，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这种背景下，康有为对孔教的努力只能是付诸流水。
孔教的第一次出现便遭遇了失败，它的失败有两个因素，一个是内部因素，就是孔教从内质上无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宗教，这个内部因素使孔教永远无法成功，另一个是外部因素，也就是在晚清的大环境下，西方的科学思想是主流，且政局动荡之下“人心思变”，孔教从一定程度上被认为与封建专制有着某种联系，这个外部因素造成了孔教的第一次失败。
然而在政局动荡的晚清，外部因素可以说是瞬息万变，而外部因素一旦变的适宜起来时，孔教的鼓吹者们又开始重操旧业了。
这个外部因素就是辛亥革命。
托克维尔曾说：
使广大群众无法成名和掌权的陈规旧制一旦被革除，大家便被裹进一场争先恐后取得这种为他们垂涎已久的而且终于取得的名利和权势的普遍运动。①
以此看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不仅是政治制度遭到废弃，而且就到的规范亦收到怀疑，整个社会陷入一种空前的无序状态。
鉴于这种状态，当时的人们都开始思考道德秩序建立的问题。
对于革命党来说，革命党人曾经的想象–随着革命胜利新的道德自然而然就建立起来了—并没有实现，且面对秩序失范的状态，革命党内部出现了分化，除了一部分仍旧坚持建设新道德之外，更多的人开始退向儒家道德秩序的壁垒。
《天演论》的翻译者严复认为中国之所以成为近日庄严之民国，而不像世界其他一些古国，如罗马、希腊、波斯，云散烟消，主要是靠孔子之教化，又说“天演之事，进化日新然其中亦自有其不变者”②
章太炎虽未服膺孔教，但自清季来，在道德建设上趋向于宗教，他说：
我所依靠的佛祖乃是靠的自信，比那基督教人依傍上帝，扶墙摸壁，靠山靠水的气，岂不是强的多了吗？③
这与康有为的“以人道为教而亦兼存鬼神”“太古尚鬼则神为尊，文明重人则人道为尊”竟有异曲同工之处，两者都近似于无神或泛神的宗教。
而章太炎曾经说的“然则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泻兼备之良药矣！”④，这种对革命的热诚和信任竟也见不到什么踪影了。
就在这种外部因素的催动下，孔教会又死灰复燃，1912年1月12日，也就是民国建元不到一年，陈焕章会同麦孟华、王人文等人在上海海宁路正是挂出孔教会招牌，宣称该会“以昌明孔教，救济社会为宗旨”“以讲习学问为体以救济社会为用，仿白鹿之学规，守蓝田之相约……大昌孔子之教聿昭中国之光。”
与孔教会的第一次速生速死不同，此次孔教会发展甚快，甚至甚嚣尘上，在全国一些主要城市如上海北京天津等，以及海外的纽约、东京、南洋等皆有分会，其支会遍布于各地者百三十余处，一时称盛⑤
1913年8月15日孔教会代表向国会请愿，“使孔教为国教”的活动达到了高潮。当时，陈焕章、夏曾佑、梁启超、王式通等人上书参众两院，请于宪法中明文规定孔教为国教，此后，浙、鲁、鄂、豫等十余省的军政长官先后通电附和，一时间全国上下都闹的沸沸扬扬，但此项请愿终在1913年10月13日被宪法起草委员会多数否决，理由有四：
一，    激起宗教纷争；二，破坏五族共和；三，违背民国之约法；四，阻碍政治之统一。⑥
从这四个否决理由我们可以看出，宪法起草委员会否决的仅仅是孔教成为国教的这种企图，而对于孔学的情愫仍在，就像许世英所说的：“尊孔子之道，尊孔子之学则可也；以孔道孔学为国教则不可也。”这也代表当时思想界的状态：科学进步的思想仍有巨大影响力，但在呼唤道德重建的前提下，孔学有一种优先权。

杨伯峻译：对于道德，行为不坚强，信仰不忠实，【这种人，】有他不为多，没他不为少。

前半句，无大异议，后半句我认为有问题，杨伯峻在注释中说到：焉能为有，焉能为亡—这两句疑是当日成语。可见杨伯峻自己也不自信。究竟是什么是为有，什么是为亡呢？我想这关键是要解决什么是为亡（无）的意思，我臆测者为亡是取自道家“无为无不为”，为亡即无为而至无不为，为有则是从孔子之出世言。

所以我认为这句话的大概意思就是：执德不弘，信道不笃，这种人既不能从孔子学，也不能从老子学。当然这里的老子并非实指老子，而是无为的这种思想，即使是这种无为也是需要人执德弘，信道笃的，何况是有为呢？

史铁生

双腿瘫痪后，我的脾气变得暴怒无常。望着望着天上北归的雁阵，我会突然把面前的玻璃砸碎；听着听着李谷一甜美的歌声，我会猛地把手边的东西摔向四周的墙壁。母亲就悄悄地躲出去，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偷偷地听着我的动静。当一切恢复沉寂，她又悄悄地进来，眼边红红的，看着我。“听说北海的花儿都开了，我推着你去走走。”她总是这么说。母亲喜欢花，可自从我的腿瘫痪后，她侍弄的那些花都死了。“不，我不去！”我狠命地捶打这两条可恨的腿，喊着：“我活着有什么劲！”母亲扑过来抓住我的手，忍住哭声说：“咱娘儿俩在一块儿，好好儿活，好好儿活……”可我却一直都不知道，她的病已经到了那步田地。后来妹妹告诉我，她常常肝疼得整宿整宿翻来覆去地睡不了觉。

那天我又独自坐在屋里，看着窗外的树叶“唰唰啦啦”地飘落。母亲进来了，挡在窗前：“北海的菊花开了，我推着你去看看吧。”她憔悴的脸上现出央求般的神色。“什么时候？”“你要是愿意，就明天?”她说。我的回答已经让她喜出望外了。“好吧，就明天。”我说。她高兴得一会坐下，一会站起：“那就赶紧
准备准备。”“唉呀，烦不烦？几步路，有什么好准备的！”她也笑了，坐在我身边，絮絮叨叨地说着：“看完菊花，咱们就去‘仿膳’，你小时候最爱吃那儿的豌豆黄儿。还记得那回我带你去北海吗？你偏说那杨树花是毛毛虫，跑着，一脚踩扁一个……”她忽然不说了。对于“跑”和“踩”一类的字眼儿。她比我还
敏感。她又悄悄地出去了。

她出去了。就再也没回来。

邻居们把她抬上车时，她还在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我没想到她已经病成那样。看着三轮车远去，也绝没有想到那竟是永远的诀别。

邻居的小伙子背着我去看她的时候，她正艰难地呼吸着，像她那一生艰难的生活。别人告诉我，她昏迷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我那个有病的儿子和我那个还未成年的女儿……”又是秋天，妹妹推我去北海看了菊花。黄色的花淡雅、白色的花高洁、紫红色的花热烈而深沉，泼泼洒洒，秋风中正开得烂漫。我懂得母亲没有说完的话。妹妹也懂。我俩在一块儿，要好好儿活……

除了在陶渊明那儿，菊花向来是死的象征。

史铁生残废之后，他开哦始摒弃一切美好的事物，并试图用这种方法来将自己苦难转移到他人的身上，将命运对他的惩罚，他惩罚在他人身上，而这个世上大概只有母亲能够愿意承受这样的痛苦，但懦弱的史铁生，他仿佛以决绝的态度摒弃美好的时候，他并没有足够的勇气面对死亡，他在他母亲面前逞能却在黑色的死亡面前不堪一击，他是无论如何都不肯去面对北海的菊花的。

母亲的伟大之处不是永远包容着史铁生，就像在《我与地坛》中所说的，母亲确信“一个人不能仅仅是活着，儿子得有一条路走向自己的幸福；而这条路呢，没有谁能保证她的儿子能找到。”，—–虽然母亲不能确定哪条路会是她儿子的幸福之路，但是能否找到幸福之路的前提就是她的儿子必须活下去，而要活下去，有格调的活下去，她就必须让她的儿子从容的面对死亡，这样的活，人在生命前才不会变的轻，也不会变的贱。

所以母亲一直渴求史铁生能去北海看菊花，当史铁生答应的时候，母亲显得那样高兴，这绝不是一次普通的赏花，病重的她知道，哪怕她不在了，她的儿子也会活下去。

但是尚未成行，母亲便撒手人寰，但我想，史铁生真正看到了一次菊花意象的全部绽放，这比北海的菊花更有力量，这力量更为长久，史铁生的生命得以继续，进而更有意义。

当年让我看的唏嘘不已的《百年孤独》，如今就剩下这一句了，那繁杂的情节和饶人的名字，像那时发生的很多事和那时遇见的很多姑娘们的脸庞一样，模糊、模糊，甚至更模糊。也许有一天再捧起这本书，有苍色胡子的马尔克斯，你可不能说我两手空空，你可不能说我一无所有，我至少还记得这一句。

《变形记》

一天早上，格里高尔萨姆沙葱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

据说《百年孤独》的开头是受了卡夫卡的《变形记》的影响，如果有，大概也就开头这四个字吧，《百年孤独》的开头好在它与之后文章构成了倒叙的结构，而不《变形记》的这句开头，仅仅这一句已足够牛逼，之后的叙述不过展开第一句的底意而已。《变形记》的开头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当格里高·萨姆莎从烦躁不安的梦中醒来时，发现他在床上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跳蚤。这是陆增荣译本，显然不如方才的版本，当……发现……这个句式似乎透露出格里高尔的惊讶，而一天早上……这句显得自然平实，很好的隐藏了这惊讶，正好达到了陌生化的效果。

《伊利亚特》

女神啊，请歌唱佩硫斯之子阿基琉斯的

致命的愤怒，那一怒给阿开奥斯人带来

无数的苦难，把战士的许多健壮英魂

送往冥府，使他们的尸体成为野狗

和各种飞禽的肉食，从阿特柔斯之子、

人民的国王同神样的阿基琉斯最初在争吵中

分离时开始吧，就这样实现了宙斯的意愿。

到底有多少人从《伊利亚特》里汲取了营养啊，这大概永远是个谜。这个开头的牛逼之处在于荷马将根本无法拿来叙述的“宏大”用巧妙的方法娓娓道来。在读《伊利亚特》的时候，我总是想象一群人围绕着荷马用诗的方式将历史演说，就好象中国的说书人那场面，和说书场面不同的是荷马的场所是不固定的，衣衫褴褛的行吟的荷马并不将眼睛专注于他的听众（对听众的态度是他们的身份本质区别），他是个瞎子，从这角度讲，他没有眼睛也不需要眼睛。每当遇到无法叙述的情况之下，荷马就借女神之口，如第二卷，那只有画面才能传达的战争场面，荷马这样说道：

居住在奥林波斯山上的文艺女神啊

你们是天神，当时在场，知道一切

我们则是传闻，不知道；请告诉我们

谁是达那奥斯人的将领，谁是主上

至于普通兵士，我说不清，叫不出名字

即使我有十根舌头，十张嘴巴

一个不倦的声音，一颗铜心也不行

除非奥林波斯的文艺女神，提大盾的宙斯的

女儿们提醒我有多少战士来到伊利昂

现在我叙述他们的舰队司令和船只

这还仅仅是一次战斗场面，《伊利亚特》的开头所要叙述的东西要宏大的多，但就这短短开头就已将整部书的内容尽收。我感兴趣的其中一句“就这样实现了宙斯的意愿”，表面上宙斯的意愿是由于阿基琉斯的母亲忒提斯祈求他暂时保护伊利昂使联盟遭受创伤，最后帮助阿基琉斯获得荣誉，但果真如此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宙斯不过是《伊利亚特》的一个角色而已，但宙斯是万神之神，他应当超出故事限制，因为故事是由他来完成的，所以这里的宙斯的意愿是不是有其他的含义呢？

《安娜.卡列尼娜》

“幸福的家庭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就是觉得牛逼啊，没看完这本书，托尔斯泰的书一部也看完过。同样觉得没什么感想又觉得牛逼的还有《傲慢与偏见》的。

“凡是有钱的单身汉,总想娶位太太,这已经成了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 。”
《傲慢与偏见》是我拥有最早的书之一，也是我自己买的，跟了我有十年多了，是译文出版社的，王科一翻译，他这么翻译这句：凡有产业的单身汉，总要娶位太太，这已经成了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
大同小异。偶尔看到英语原版的，我居然还能看懂：It is a 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a single man in possession of a good fortune must be in want of a wife.

与这句话不同的是《双城记》的开头，翻译的版本实在是太多了，各版本都不尽相同，提供两个做参考：

一：那时最美好的时代，那时最糟糕的时代；那是个睿智的年月，那是个蒙昧的年月；那是信心百倍的时期，那是疑虑重重的时期；那时阳光普照的季节，那是黑暗笼罩的季节；那是充满希望的春天，那是让人绝望的冬天；我们面前无所不有，我们面前一无所有；我们大家都在直升天堂，我们大家都在直下地狱。

二：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面前无所不有，我们面前一无所有；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

与英文原版相比：t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 it was the age of wisdom, it was the age of foolishness, it was the epoch of belief, it was the epoch of incredulity, it was the season of Light, it was the season of Darkness, it was the spring of hope, it was the winter of despair, we had everything before us, we had nothing before us, we were all going direct to Heaven, we were all going direct the other way 。

第二个版本到时贴近英文原版，是直译，一版本则是意译，与天堂相反的方向不就是地狱么，读起来大气磅礴。

我并不是很喜欢《双城记》这个故事，但这个开头实在是神作，这句接下的一句也非常有意思：英格兰宝座上有一个大下巴的国王和一个面貌平庸的王后；法兰西宝座上有一个大下巴的国王和一个面貌姣好的王后。对两国支配着国家全部财富的老爷来说，国家大局足以万岁千秋乃是比水晶还清楚的事。

写到这里，太阳从云里出来又回到云里去了。

记得《死亡诗社》里有个场景，是老师在教荷马史诗，而学生呢，毫无兴趣，这几乎和我们在上鲁迅的文章一样，这样想来，天下学生其实都是一样的，初中等教育学多了的课文，学生不仅对它产生不了兴趣，反而有了厌恶的感觉，恨屋及乌，巴不得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鲁迅这两字，看到绍兴这两字都得打个寒战。学习有这样的“功效”，确实尴尬的紧。

所幸我从没遇见过一个好语文老师，中学语文没好好学，到了大学，比如对鲁迅还恨不起来，读几本还颇有一番滋味，中学老师就更没教过荷马史诗了，而至于今天我还能有去拥有这本书重读一遍的兴趣。我知道中学教师一碰这种作品，准是碰一个糟蹋一个，所以，荷马史诗这名词还是永远出现在历史书上吧，请江苏教育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语文教材制定者们继续饶过这些作品吧！！

拿到《伊利亚特》，就看起来，把第一章看完，抄下这一段：

阿基琉斯却在流泪，远远地离开

他的伴侣，坐在灰色大海的岸边

遥望那酒色的海水，他伸手向母亲祈祷：

“母亲啊，你既然剩下我这个短命的儿子，

奥林波斯的大神，在天空轰鸣的宙斯，

就该赐我荣誉，却没有给我一点

那位权力广泛的阿伽门农侮辱我

他亲自动手，抢走我的荣誉礼物”

这是阿基琉斯向母亲哭诉的片段，捷足的阿基琉斯哭起来像个孩子，这里要注意几个要点：阿基琉斯远远的离开，背景是联盟的渺小的战船和战士，阿基琉斯坐的姿态（伸手），酒色的大海，哭诉的对象并不是一个实体。这个哭泣的镜头我很容易就联想到奥德修斯的哭泣：

“我立即惊醒，勇敢地心灵反复思索

是纵身离开船只，跃进海里淹死

还是默默地忍耐，继续活在世上

我决定忍耐活下去，掩面躺在那里”

如果说阿基琉斯的哭泣像个孩子，奥德修斯的哭泣则是一个成人深沉的悲痛，或者说哭泣并不是准确的，因为只是“掩面”躺在那里–我最欣赏这个掩面的动作，因为这比将泪水展现在人面前更充满了力量，不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