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教的三次反复

按：前年在宁大图书馆奋笔疾书，写的题目是《努力周报的文艺思想和文艺创作》，可想而知，离题巨远，现在贴出来看看。

孔教肇始于1897年，其始作俑者便是戊戌变法的主将康有为。
正如许景澄曾告诫其门生陆徵祥的一样，康有为也开始对中国的宗教问题进行了思考。
1897年3月7日，康有为与一些容道发起并组织了“以尊孔教救中国为宗旨的圣学会”，在谈到该会的缘起时，康有为曾自述道：
近善堂林立广为施济，盖真行孔子之仁道者惟未正一尊专崇孔子之学，遂若善堂仅为庶人工商而设，而深山愚氓几徒知关帝文昌而忘其有孔子，士大夫亦寡有过问者，外国自传其教，遍满地球，近且深入中土。顷梧州通商，教士云集，皆独尊耶稣之故，而吾乃不知独尊孔子以广圣教……此士大夫之过也。①
再综观康有为为孔教制定的具体活动来看，如“每逢庚子日大会，会中士大夫衿带陈经行礼，诵经一章，以昭尊敬”②这竟是在细节上模仿基督教的礼拜仪式，这种细节正是康有为试图将儒家伦理由世俗道德变成类基督教的宗教道德的努力。
直到戊戌变法，康有为将这种尝试作为了变法的一项举措。他在给光绪皇帝的上书中正式提出“尊孔圣为国教”，其具体步骤除了在细节上模仿基督教之外，更着重于孔教本身的制度建设设想，“如孔教会的各级主持人实行“公举”，与王权无涉，乡一级的“讲生”与“讲师”、县一级的“大讲师”、府一级的“宗师”以及省一级的“大宗师”，都是实行递次选举；而最高一级的“祭酒教师”，也是由“各省大宗师公举”，皇帝所能做的只是在公举的基础上任命“教部尚书”。另外一个举措更具实质性，即是改皇帝纪元为教主纪元，实际上是将教主的权威凌驾于皇帝之上。”③这种状态十分类似于宗教改革前的欧洲，但与当时欧洲不同的是康有为还是追求“政教分途”的，因为康氏的崇教终究是维新变法的一项举措，正如当时一些顽固派士大夫所认为的，康有为“明似推崇孔教实则自申其改制之义”④
然而康有为终不能使本为世俗道德的儒家伦理成为类似基督教的宗教道德，因为儒家伦理与宗教道德实在缺乏内在联系，内倾性的世俗道德的儒家伦理无法演变成外倾性的宗教道德，像大多数的宣传家一样，康有为大量回答了使孔教成为国教的必要性，而不回答儒家伦理成为宗教道德的可能性，同时在宗教的学理性基础又做不出解决，而没有学理性基础的宗教就算有再多的宗教仪式，无疑仍然是脆弱且容易招致攻击的。
其实孔教在创建伊始便招致了众多的批评，其中不乏维新派中人。
维新人士黄遵宪就曾批评康有为：
（康氏）不知崇教之说，久成糟粕，近日欧洲……抑教最力……居今日而袭人之唾余，以张吾教，此实误矣。⑤
甚至梁启超对于老师的主张也未敢苟同：
至先生谓各国皆以保教，而教强国强。以弟子观之，则正相反。……今欧洲之言保教者，皆下愚之人耳，或凭借教令为衣食耳。⑥
维新派人士的部分离心使康有为的呐喊少了许多份量。
其时又正值西方科学思想的引进，尤其是严复翻译《天演论》而使进化论与康有为的孔教论成为19世纪末中国思想界最具市场的两大思潮，虽然两种学说都为维新提供理论工具，但两者之间，一则是托古改制，一则是径袭西学，在学理上两者具有内在的冲突，形如水火。
而事实上，在甲午战争与辛亥革命之间的十几年里，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已经开始受到以进化论为主流的西方的挑战，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这种背景下，康有为对孔教的努力只能是付诸流水。
孔教的第一次出现便遭遇了失败，它的失败有两个因素，一个是内部因素，就是孔教从内质上无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宗教，这个内部因素使孔教永远无法成功，另一个是外部因素，也就是在晚清的大环境下，西方的科学思想是主流，且政局动荡之下“人心思变”，孔教从一定程度上被认为与封建专制有着某种联系，这个外部因素造成了孔教的第一次失败。
然而在政局动荡的晚清，外部因素可以说是瞬息万变，而外部因素一旦变的适宜起来时，孔教的鼓吹者们又开始重操旧业了。
这个外部因素就是辛亥革命。
托克维尔曾说：
使广大群众无法成名和掌权的陈规旧制一旦被革除，大家便被裹进一场争先恐后取得这种为他们垂涎已久的而且终于取得的名利和权势的普遍运动。①
以此看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不仅是政治制度遭到废弃，而且就到的规范亦收到怀疑，整个社会陷入一种空前的无序状态。
鉴于这种状态，当时的人们都开始思考道德秩序建立的问题。
对于革命党来说，革命党人曾经的想象–随着革命胜利新的道德自然而然就建立起来了—并没有实现，且面对秩序失范的状态，革命党内部出现了分化，除了一部分仍旧坚持建设新道德之外，更多的人开始退向儒家道德秩序的壁垒。
《天演论》的翻译者严复认为中国之所以成为近日庄严之民国，而不像世界其他一些古国，如罗马、希腊、波斯，云散烟消，主要是靠孔子之教化，又说“天演之事，进化日新然其中亦自有其不变者”②
章太炎虽未服膺孔教，但自清季来，在道德建设上趋向于宗教，他说：
我所依靠的佛祖乃是靠的自信，比那基督教人依傍上帝，扶墙摸壁，靠山靠水的气，岂不是强的多了吗？③
这与康有为的“以人道为教而亦兼存鬼神”“太古尚鬼则神为尊，文明重人则人道为尊”竟有异曲同工之处，两者都近似于无神或泛神的宗教。
而章太炎曾经说的“然则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泻兼备之良药矣！”④，这种对革命的热诚和信任竟也见不到什么踪影了。
就在这种外部因素的催动下，孔教会又死灰复燃，1912年1月12日，也就是民国建元不到一年，陈焕章会同麦孟华、王人文等人在上海海宁路正是挂出孔教会招牌，宣称该会“以昌明孔教，救济社会为宗旨”“以讲习学问为体以救济社会为用，仿白鹿之学规，守蓝田之相约……大昌孔子之教聿昭中国之光。”
与孔教会的第一次速生速死不同，此次孔教会发展甚快，甚至甚嚣尘上，在全国一些主要城市如上海北京天津等，以及海外的纽约、东京、南洋等皆有分会，其支会遍布于各地者百三十余处，一时称盛⑤
1913年8月15日孔教会代表向国会请愿，“使孔教为国教”的活动达到了高潮。当时，陈焕章、夏曾佑、梁启超、王式通等人上书参众两院，请于宪法中明文规定孔教为国教，此后，浙、鲁、鄂、豫等十余省的军政长官先后通电附和，一时间全国上下都闹的沸沸扬扬，但此项请愿终在1913年10月13日被宪法起草委员会多数否决，理由有四：
一，    激起宗教纷争；二，破坏五族共和；三，违背民国之约法；四，阻碍政治之统一。⑥
从这四个否决理由我们可以看出，宪法起草委员会否决的仅仅是孔教成为国教的这种企图，而对于孔学的情愫仍在，就像许世英所说的：“尊孔子之道，尊孔子之学则可也；以孔道孔学为国教则不可也。”这也代表当时思想界的状态：科学进步的思想仍有巨大影响力，但在呼唤道德重建的前提下，孔学有一种优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