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者悲剧在于社会变态，酱缸里的成年人不能担负改变的责任，于是这个责任就自然落到了精力旺盛、激素过剩的青年学生身上了。但当看到青年学生上街时，成年人竟然拍掌叫好的话，那用鲁迅的话来形容这帮成年人，那他们就是“昏蛋”加“废物”，这也就反衬出了蔡元培和胡适们的可贵，他们极力反对学生上街，但又极端同情学生的情绪，在学生被捕的情况下，他们全力营救，因为在他们看来青年学生上街是足以让成人世界羞耻的事情，正是成人的不努力造成了学生不能有安稳的学习环境，社会是不能责怪的，人应当深自忏悔。但是看客和嘲讽者何其多，忏悔者何其少，一面是此种没出息之成年人，一面是整天上街闹事不读书之青年学生，这国家现今和将来怎不让人提心吊胆？这里补充一句，鲁迅似有鼓励学生上街之嫌疑。

后者的悲剧在于青年学生丧失固有之激情，或者说他们的激情全沉溺在消遣无聊中–无聊是多么无聊的一件事啊，孔夫子早说过“不由博弈乎”赌博比无聊还好些呢。然青年好动好斗是天性，此天性泯灭与否取决于教育，成功的教育造就活力的青年，失败的教育造就死性的青年。如果说一个社会有整天上街闹事的学生，那还不能说这个社会国家全无希望，凭我关注学潮的经验来说，会关心这个社会国家–除了那些上街凑热闹的主，多半学习是不错的，看看加州大学生提出的条件就能略知一二了，然而如果这个国家的青年学生全是死性的，我几乎可以判定这个国家是没什么前途和希望的，即使他们能穿暖吃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