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东北糜烂之原因

1946年5月22日应当是国民政府自去年日本投降以来最为乐观的一天,这不仅是作为一个后世者观察是如此,彼日前不久还在焦头烂额的蒋介石得到是夜廖耀湘开进长春的电报更是有久旱逢甘霖的欣慰–因为作为伪满故都的长春一年来都是国共双方乃至第三方势力的敏感地带,几个月前被我党占领后,我党不是在形势有利时以长春在手漫天要价就是在形势不利时将以长春为质声称有条件让出。杜聿明一战而克长春显然使谈判天平大大倾向国民政府了。
国共双方的另外一边则是贼骨头苏联,苏联虽然在与张嘉璈的经济谈判中碰了一鼻子灰,但暗地里已然将东北洗劫一空,它另外所觊觎的则无外是一首先取得中苏经济合作之名目,二则是将东北彻彻底底划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如果能取得这两点保证,根据苏联在1945年下半年对我党的若干次反复表现来看,我们自然有理由相信苏联即使不会彻底与我党翻脸,起码也不会明目张胆援助我党。
当然1946年2月间的反苏事件使国苏之间的关系有了较大裂痕,尽管苏联总是不可信任的,但是不管怎样在明面上,国在处理反苏事件时将苏联推向了我党,关于这一事件的处理在历史上也可以与后来的我党对反美事件处理相比较,国方在技术上确实有些低能。–但是这并非无法挽回。
其关键就在于长春是否收复,国军能否展现自己控制局面的能力,比起与臭味相同者合作的兴趣,苏联显然更喜欢与强者合作。
蒋介石判断了这一点,因此嘱王世杰外长“对中苏在东北经济合作问题,加速与苏联大使谈判”,甚至“将珲春煤矿列入合作范围一节,可予同意”(p324)。之所以前不可而后可,是因为攻守易势的缘故,弱者是让无可让,当然要得寸进尺,强者的姿态恰恰相反,这个道理蒋介石很懂(重庆谈判显然是让错了步,孙科问题),可是王世杰早已因为签订中苏条约而耿耿于怀,此时更不能参破时局,而对此决策敷衍了事。
此后再想起利用苏联的时候,显然已经后悔莫及,东北全局糜烂无已。
以上是在东北关系全局胜败的一个小的细节,当然还有别的原因,我总结如下:
1、蒋与苏联能够达成妥协–起码有意愿,但是与共方不能达成妥协,虽然说是政治上让步军事上不让步,但鉴于历史,此要求从一开始就难以与共方南辕北辙。
2、杜聿明长春之战,蒋并未对战果估计准确,竟然在5月底丢下调停的马歇尔和第三方势力,跑去北平看京剧了,虽然他有他的考虑,但是最后证明他的踌躇满志除了引起马歇尔和民盟势力的反感并未取得效果。因为此后的停战谈判一拖再拖,而且一度平静的关内也开打,证明共军并非没有谈判的资本,于是乎林彪大军获得了喘息之机,白崇禧望江兴叹。
综上,
如果王世杰能够贯彻蒋意志迅速取得苏联合作,我党则不能在东北坐大。
如果蒋放手杜聿明直取齐哈,关内纵然会大打,但我党没有东北之力量仍然难逃覆灭。
但是蒋的如意算盘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如果谈判从一开始就限制在七天之内,绝不予展期的机会,也可以挽回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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